面容姣好，身份低下的科员，因为教学评估专家组秘书的身份受到超规格接待，并与厅级的大学校长合影，引起社会热议：
“秘书只是某大学教务处普通科员，很可能被借调参加教育部评估工作，于是大驾光临，身价百倍，甚至曾享受过大学领导在机场接机的待遇”；原本只是“最普通的办事员”，但是作为评估小组秘书的她“不再是她本人了”、“简直是钦差大臣”(引自《南方周末》自由谈)。如今，“女秘书袁俏”成了搜索引擎热门词汇，好事者则用“人肉搜索”把袁俏的档案调了出来。“袁俏紧张得都坐不住了”(教育部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志宏语)。
处在权力体系内部最底层的小人物，被动地由“最普通的办事员”到“简直是钦差大臣”，并因一张或许都不是出于其本意的照片而饱受非议，甚至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丢掉饭碗。这不免让人紧张：一张照片何以招致如此争议？一片口水中小人物的个人权利又被置于何处？
在网络上，位高权重者给小人物撑伞往往传为美谈。这一“行政文化进步”语境背后是社会对打伞游戏中“角色置换”的一种天然不平衡感。在褒扬大人物的时候，一些人难免给小人物投去鄙夷的目光。同样，“科员与厅级干部合影且居于中间位置”自身固然有“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力模式的失当，但为此不满者也多少流露出社会对于“礼崩乐坏”的愤怒：“省长、市长见了这些比自己级别低的处、司级官员，却是点头哈腰，陪尽笑脸”(《南方周末》自由谈)，那平日这些省长、市长让自己的下属“点头哈腰，陪尽笑脸”难道就合乎应然的权力模式、天然正当不悖常理了吗？
似乎只要袁俏站的位置不那么扎眼，她就不会招来如此多的骂声，因为那样就不能体现“北京来的官压死人”了。一切问题的矛头看似指向大学评估体制，实则无意间将风险转嫁到个人头上。批评教学评估的声音已太多，拿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说事儿，给她戴上“假钦差”名号，踩上几脚，当然新鲜。如果与广西师范大学领导们合影的秘书不是年轻漂亮的袁俏，网民想象空间恐怕就会被大大压缩了；假设袁俏的秘书身份没有和教学评估这个充满争议的运动捆绑在一起，人们的热情也将大减。
身处权力底层的袁俏，并没有多少权力去拒绝合影；出于公民自决权利，她更没有义务去拒绝合影。如果小人物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该得到超规格的礼遇，那么至少他们的基本权利应当得到最起码的保障。在“秘书事件”中，我们可以质疑权力体制，对“行政之于学术”的教学评估指手画脚，但是，这一切不应当建立在对身份低贱者直接或者间接伤害的基础上。没有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无论是理性反思行政干预学术，质疑权力模式，还是针对袁俏个人非理性的冷嘲热讽、诋毁谩骂，都将无一例外地沦为最坏的恶。
□顾登晨(江苏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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